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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析微信證據的法律適用問題
日期:2017-09-15 來源:銅陵市郊區人民法院  瀏覽次數:

淺析微信證據的法律適用問題

 

論文提要

[1]姜琳煒:《視聽資料與“最佳證據規則”》,載《上海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2年第5期。

[2]張永泉:《書證制度的內在機理及外化規則研究》,《中國法學》2008年第5期,第114頁。

[3]劉善春:《訴訟證據規則研究》,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19頁。

[4]卞建林:《證據法學》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491頁。

[5]曹小妹:《淺析檢察機關對電子數據證據的審查》,法制與經濟第320期。

微信作為一種新興的網絡傳媒工具,它整合了電子郵件、網上聊天、博客、QQ等聊天工具,以及網上購物、網絡支付平臺等功能。由于使用便捷,微信已成為新型信息交流平臺的佼佼者。微信平臺上的信息以電子數據的形式存在,屬于民事訴訟法規定的證據范疇,由于使用的普及性,目前在訴訟中作為證據出現的頻率也越來越高,不斷為司法實踐帶來新的挑戰。微信證據本身具有紙質證據等傳統證據所不具備的特點,從而影響法院對其法律證據效力的確認,其脆弱性和數據性則是影響其證據效力的主要因素。即便如此,微信證據現在在司法實踐中大量出現,并被用以證明部分乃至全部事實。筆者由審判案例入手旨在對微信作為證據的效力認定入手進行實證分析,從而完善微信證據的法律適用并進而提出完善建議。全文共7475字。

 

 

 

 

 

 

 

主要創新觀點:

微信證據由于缺乏明確的認證規則和專門的電子證據鑒定機構,部分公證、鑒定存在瑕疵缺漏,這些都增加了法院對電子證據認證的難度。因此,建立專門的電子數據證據鑒定機構并明確其認證規則,是目前微信證據發展的必然需求。筆者認為專門鑒定包括微信等應用軟件在內的電子數據證據的專業機構應當具備以下條件:

首先,與傳統司法鑒定機構不同的是微信等電子數據證據鑒定機構鑒定的證據和材料具有高科技性,要求較高的鑒定設備和技術條件。國家應當對此類鑒定機構的準入門檻進行嚴格的把關。不僅應從其硬件設施上,更重要的是要明確要求專業技術鑒定人員的數量和技術職稱,以保障鑒定結果的權威性和正確性。

其次,對微信證據等司法鑒定意見應當嚴格規定。該意見應當詳細說明論證的過程,不能草草了事?;谖⑿抛C據的特殊性,筆者認為還應該在做出鑒定意見時向微信應用軟件運營商征求合理意見。

最后,明確追責制度。鑒定機構必須對其所做出的鑒定結論負責。如果是虛假鑒定,一經查實,鑒定機構和相關人員應當承擔相應的責任。

 

 

 

 

 

 

 

新興媒體的大量使用為司法實踐帶來新型種類的證據,也為司法實踐帶來新的機遇和挑戰。微信證據本身具有紙質證據等傳統證據所不具備的特點,從而影響法院對其法律證據效力的確認,其脆弱性和數據性則是影響其證據效力的主要因素。即便如此,微信證據現在在司法實踐中大量出現,并被用以證明部分乃至全部事實。

 

一、案例

小崔與老王是朋友關系,2015年,小崔按照老王的微信指示,分別向小劉名下賬戶打款5萬元,另外還以現金形式交付給老王8000元,一共58000元,但是這筆錢老王一直未償還,還否認借錢。小崔告上法院,并提交了兩份證據:一是他和微信昵稱為“小熊”的微信聊天記錄,顯示“小熊”向小崔提供了小劉的銀行卡號信息; “小熊”還向小崔發送了以下內容,說“你借給我的58000塊錢,年底還你” 。二是打款記錄,證明小崔向“小熊”微信中提供的賬號打款5萬元。老王對此不予認可,聲稱:一是小崔沒有提交借條等證據,無法證明小崔與老王之間存在借款關系;二是小崔提交的微信聊天記錄顯示對方為“小熊”,系微信昵稱,我是老王,我不是熊,小熊并非老王本人;三是小崔提交的轉賬回單,收款人不是老王,顯示金額為50000元并非58000元。

分析本案存在兩個爭議:一是微信用戶“小熊”和被告老王之間的身份對應問題;二是借款關系的成立與否,和借款金額的認定問題。

就第一個爭議焦點,雖然微信并未實名制,昵稱“小熊”和用戶資料也看不出和被告老王的關聯性。但是庭審中法官撥打小崔手機微信中,昵稱為“小熊”的關聯電話號碼,結果老王的手機響了。因此,可以確認,小崔手機微信中的名為“小熊”的真實身份即為老王。在沒有其他證據予以反證的情況下,老王認為微信號是偽造的主張很難自圓其說。

就第二個爭議焦點,雖然本案雙方沒有簽訂書面的欠條借據,但是微信聊天記錄顯示,“小熊”向小崔表示:“你借給我的58000塊錢,年底還你”,可以看出被告認可雙方之間存在借貸關系。小崔應對方要求進行銀行轉賬,根據銀行提供個人對賬單來看,該筆轉賬交易對方戶名為小劉,但小崔是根據老王的指示轉款,仍視為向老王出借款項。雖然8000元以現金形式交付,沒有書面記錄,但是老王微信記錄中認可的數額為58000元。結合本案的銀行對賬單、銀行交易查詢單、證人證言、雙方微信聊天記錄等證據及雙方當事人的陳述,可以認定本案的借貸數額應為58000元,法院支持了小崔的訴訟請求。

在這個案件中,微信聊天記錄成了認定案件事實的關鍵證據。微信記錄以電子數據形式存在,具有形式虛擬性、載體依賴性等特點,我們可以看出微信證據在法律適用時,首先要分析不同形式微信證據的具體屬性,再認定證據內容的客觀性、關聯性與合法性。

 

二、微信證據的屬性

(一)微信證據的種類

我國訴訟法將證據種類分為書證、物證、視聽資料、證人證言、當事人陳述、電子數據、鑒定結論和勘驗筆錄八大類。微信證據究竟屬于哪一類,鑒于微信平臺有比較多的交流功能,筆者將分別對各種功能下產生的證據進行分析。

1、微信中的語音交流功能

人們在使用微信語音交流功能時涉及一些法律問題,產生對案件事實有一定證明作用的證據,這種證據被用于司法實踐,應對這種證據如何定性?筆者認為,該種證據有著與視聽資料相類似的特征?!耙暵犢Y料是指以錄音帶、錄像帶、光盤以及其他設備所儲存的信息資料來證明案件事實情況的證據。視聽資料主要是通過模擬信號把某一聲音、圖像儲存在一定的介質上,形象地再現當時的情景?!?a title="" href="http://www.laboutiquedelenfant.com/admin/addNews.aspx?type=7#_ftn1" name="_ftnref1">[1]微信中的語音聊天功能所留下的種種能夠證明案件事實的證據與錄音相似,屬于一種模擬信號,通過手機為載體進行播放,達到證明的作用。因此,微信證據中的語音證據,筆者認為應屬于視聽資料。

2、微信文字、圖片交流功能

在使用微信的過程中,很多時候我們會使用打字功能進行交流,也會常常發送一些圖片等,這些文字、圖片在司法實踐中筆者認為應該屬于書證?!瓣P于書證內涵的認識,我國學者與其他國家學者的理解基本相同,都認為包含這樣幾層含義:它首先是一種物件或物品;該物件是一定文字、符號、圖表等的載體;這些文字、符號、圖表等記載或代表一定的內容、含義,而且能證明案件事實?!?a title="" href="http://www.laboutiquedelenfant.com/admin/addNews.aspx?type=7#_ftn2" name="_ftnref2">[2]基于此,雖然微信中的文字與圖片并非是一種物件,但是其實質是一種文字與符號,記載著一定的內容,只是其特殊性在于載體是手機或者其他電子設備。通過截圖、保存等方法,該種證據可以完全轉化為書面證據。通過轉化以后的微信文字、圖片證據完全符合書證的特征。故而,筆者認為微信中的文字和圖片證據的本質應該屬于書證。

3、微信朋友圈功能

微信朋友圈主要是一些很熟悉的朋友在曬各種生活照或者文字心情,朋友們可以在朋友圈的動態下評論交流,這種交流主要以文字方式,可以截圖或者拍照保存,可以對朋友之間的某種事實進行認定、證明。那么這種證據應該如何認定?筆者認為,同微信中的文字與圖片性質相同,通過轉化應該屬于書面證據。

(二)微信證據的特點

微信證據的主要載體是手機或者其他電子設備,載體的特殊性也決定了微信證據與其他傳統證據不同,存在一些獨有的特點。

1、載體特殊性

微信證據的載體是手機等電子設備,而傳統數據載體多為紙張等。如若載體不存在或者被損壞了,微信中存在的證據就可能丟失。所以微信證據依賴于一定的電子載體,并且需要通過一定的技術手段才能再現。微信證據中的音頻證據、文字證據、圖片證據都需要借助一定載體或者經過轉化后展現出來,證明案件事實,否則,不能為人所知,無法達到證明作用。

2、可轉化性

微信證據存在于微信平臺上,通常要經過轉化才可以使用。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發展,人們可以通過越來越多的方法和技術手段將在電子設備中存在的某些電子信號物化并展現出來。這個物化或者轉變的過程就是微信證據的轉化?!拔锘敝饕笇⑻撁斓奈⑿抛C據中的文字或者圖片轉移在紙質上,用以案件證明?!稗D變”是指將微信證據中的語音證據存儲在其他電子設備上,用于轉移和保存。

3、開放性

微信作為公共的聊天社交平臺,經過注冊任何人都可以使用。由于其主要基于手機平臺,使用人數目前已經極為龐大,已經成為人們信息交往的重要工具。因此,微信中傳送的各種數據和內容會被多人知曉和獲取,使用人數和復雜的使用群體,也正是微信證據具有開放性的原因

4、脆弱性

微信中存在的證據其實質是一種模擬信號(微信使用者多采用模擬信號傳遞信息),因此,信息變異或者損失的可能性極大,微信證據須在辨明真偽后,結合其他證據形成證據鏈才能審查提交法庭的視聽資料是否與微信中的記錄吻合。因為當微信證據存在人為因素或者技術障礙介入時,微信中的聊天記錄信息極其容易被人篡改、偽造、破壞或者毀滅。

 

三、微信證據在實踐中遵循的標準

我國訴訟法上對證據衡量是否有證據資格時主要是采用三個標準:客觀性標準、關聯性標準及合法性標準。因此,并非所有的微信證據都會被法庭采納,只有符合這三個標準的證據才會有被法庭采納的可能。

1、客觀性標準

證據的客觀性標準主要講的是證據必須是真實客觀存在的,應該具有客觀存在的形式,具有客觀的內容,不能是虛假、主觀臆斷的產物。因此,微信證據在能否被采納的首要前提就是該證據材料是否是真實客觀的。

首先,必須是真實的?;谖⑿抛鳛閼密浖拈_放性,使用者可以通過技術手段進行偽造或者刪改。如何審查微信中的證據是客觀真實存在的,為法院制造了困難。當然法院可以通過微信的運營商騰訊公司進行查詢,要求其提供相關的技術幫助,為微信使用者提供客觀的證明,以此證明該證據是真實的。但是,流程依然是比較復雜的。

其次,必須是客觀的。要求微信證據必須是客觀的主要是要求該證據是基于物化的載體存在,必須是人們可以通過某種方式感知得到,也就是微信證據在提交法庭時應該是看得見摸得著的。一般情況下微信證據未經轉化之前主要存在于手機或者其他電子設備中,該載體是唯一的,不能復制,傳統的存檔方式不能滿足其存檔的要求。因此,微信證據的轉化成了必然的要求。

最后,為了保證微信證據的客觀性,證據經過轉化后需要與原件進行對照。此處的原件指的是手機中所保存的原始數據。只有經過對照才能確保轉化后的證據是真實存在的,不是虛構的。

2、關聯性標準

關聯性標準主要指的是證據必須要與證明的案件事實或其他爭議事實有一定的聯系。法院基于這種聯系,才能判斷該證明材料能否被采納并作為定案的證據。因此提到關聯性標準不得不說的是英美證據法中的證據可采性原則。

證據的可采性來源于英美證據法,主要是幫助法官在陪審團制度下,適用的法律證據排除規則的一種,通過排除規則,法官對陪審團做出的決議進行監督和指導,采納與爭議相關的證據。簡單來講,美國證據法上的證據可采性主要包括兩個內容:一是必須與爭議事實有關;二是不屬于排除規則之內,美國證據法上排除規則主要可以分為三大類:a、關于限制辯論的范圍和方法的規則,如司法認知、舉證責任與推定、交叉詢問等;b、關于保護證據真實性規則,如最佳證據規則、傳聞證據規則、補強證據等等;c、禁止非法取證、保證訴訟公正性的規則,如排除非法搜查扣押取得的物證、排除非法獲取的被告人的口供等等。[3]

因此,根據證據可采性原則,當事人在選取微信中相關證明材料的時候必須認真選擇,選取與爭議相關的證明材料,無關的不需要采取。其次,選取的證明材料不屬于排除規則之內,根據微信證據的特點,筆者認為微信證據主要應不屬于最佳證據規則。所謂最佳證據規則是指以文字材料內容證明案情時,必須提交該文字材料的原件。根據此定義我們可以知道,最佳證據規則的適用條件應為:(1)該證據是文字材料,(2)該文字材料是以其所載內容為證明手段的。[4]然而,微信證據的種類中并不僅限于文字證據,其種類多樣性決定了某些音頻、圖像資料并不存在原件,某些情況下是“原件”與“復印件”的重疊,某些情況下該種特殊證據需要以只讀的方式展現于終端熒屏或者其他可視可聽的電子設備,即便是其文字證據也只能通過技術截圖手段打印輸出供人認讀?;诖?,如何微信證據排除在最佳證據規則之外顯然比較困難,通過對最佳證據規則的了解,可以知道英美等國對最佳證據規則做了例外規定,即無論是判例法還是成文法都將電文作為電子證據予以確認與許可。根據微信證據中文字證明材料與電文和電子數據的相似性,因此我們就可以推斷,微信證據是不應該被最佳證據規則排除的。

微信證據一旦滿足了可采性原則,基本上便符合了關聯性標準。

3、合法性標準

合法性標準是指訴訟主體在訴訟中提出的微信證據,應當符合法律規定。

形式符合法律規定。也就是說如果法律對證據形式有特定的要求,該證據應當符合其要求,否則不予以采納。然而微信證據是一種新類型的證據,我國法律并沒有對其形式作出規定,但是通過對微信證據的實質內容分析,我們可以將微信應用軟件下的各種功能所產生的證據與我國訴訟法中對證據形式的要求進行相應的對照。實踐中訴訟主體提交某種微信證據主要是為了證明某種協議或合同的存在。根據我國《合同法》的規定,合同應為書面形式。如果從狹義書面形式理解,顯然微信證據并不具備此條件。但是,為了滿足實踐的需要我國合同法對書面形式進行了擴大解釋。根據規定,書面形式是指合同書、信件和數據電文(包括電報、電傳、傳真、電子數據交換和電子郵件)等可以表現所載內容的形式。筆者認為,微信證據實質上就是一種數據電文形式,因此,微信中形成的協議合同或者達成的其他共議均可以認為是一種書面形式,可以提交給法庭。筆者認為,即便當微信證據不是為了證明某種合同和協議而是為了證明某種侵權行為時,微信中的證明材料也是可以經過轉化提交給法庭,當符合其他標準時,應當采納作為定案的證據,不應苛刻的要求必須以某種形式呈現。

主體符合法律規定。使用微信的雙方主體一般是自然人,但是不能否定當自然人具備某些特殊身份時,其在微信上發表的言論是代表一定的企業法人主體或者其他單位。第一,當微信使用者僅是代表自然人自身時,微信中提取的證據可以被法庭采納的首要條件是該自然人應當具有民事行為能力,能夠以自己的行為獨立行使民事權利和承擔民事義務。什么樣的人具備什么樣的民事行為能力,我們可以參照我國《民法通則》對自然人民事行為能力的規定。筆者在此不一一贅述。第二,當微信使用者具備某種特殊身份,其發表的言論代表某法人機構或其他單位時,應當如何認定微信中提取的證明材料是否有效,主要參照我國民法及公司法的規定。

4、完整性原則

一般情況下證據只要遵循了以上三個標準即可,但是基于微信證據的特殊性,符合以上標準并不能保證證據就能被采納,筆者認為訴訟主體在選取微信證據時還應符合一個原則:即完整性原則。完整性原則指的是在微信中選取證據是必須完整全面的反映整個聊天的過程,否則僅憑三言兩語并不能完整的分析出該證據是否能夠被采納。因為聊天記錄可以人為增減,舉證一方必須證明聊天記錄并無后期增減,而且應當出具手機原件。只有保證聊天內容的完整性才可能分析出聊天雙方主體的真實意圖。其次,所謂完整性還指訴訟主體所提供的證據材料不能只有微信記錄,還應該由其他輔證,形成證據鏈條用以證明案件事實。單一從微信中選取的證據達到證明案件事實作為定案根據的可能性很小,因為法庭在認定其真實性和完整性時存在較大的困難。法庭難以通過單一的聊天記錄來判定案情,這就需要舉證主體提供一定的輔助材料或者權威部門出具的鑒定微信證據真實可靠地鑒定材料。

 

四、實踐中微信證據的收集和保全

基于微信這款應用軟件以及手機作為高科技產品的特殊性,將對證明案件事實有力的證據從微信中采取下來需要較高的專業技術知識。當舉證主體無法從手機等能夠登錄微信的電子設備中采取下證據時,就需要借助一定的專業機構。例如微信運營商,即騰訊公司。騰訊公司因為在訴訟中處于案外人的地位,并且掌握微信運營的所有技術和資料,所以其根據舉證主體的請求和法院的要求應當為提取證據提供幫助。雖然這在實踐中還存在一定的困難,我國法律并沒有明確規定微信等應用軟件運營商有此義務,但是作為微信的運營者,舉證主體無其他途徑收集和采取案件證據時,騰訊公司應該為使用者提供相應的幫助。

另外,在當事人申請法院對電子證據進行保全時,騰訊公司應當依據法院的要求對涉案雙方的微信賬戶及微信使用記錄進行保全封存。實踐中保全的方法還需要法院及微信運營商進行溝通和探討。隨著微信使用者的不斷增多,微信證據在訴訟中出現的次數也越來越多,制定保全和封存的方法、流程已迫在眉睫。

 

五、微信證據的補強

根據統計,提供的電子證據自認的僅占二成左右,大多情況下,提供電子證據一方會通過公證、鑒定、證人輔助作證等形式對電子證據予以補強。微信證據也應如此。但由于缺乏明確的認證規則和專門的電子證據鑒定機構,部分公證、鑒定存在瑕疵缺漏,這些都增加了法院對電子證據認證的難度。因此,建立專門的電子數據證據鑒定機構并明確其認證規則,是目前微信證據發展的必然需求。筆者認為專門鑒定包括微信等應用軟件在內的電子數據證據的專業機構應當具備以下條件:

首先,與傳統司法鑒定機構不同的是微信等電子數據證據鑒定機構鑒定的證據和材料具有高科技性,要求較高的鑒定設備和技術條件。國家應當對此類鑒定機構的準入門檻進行嚴格的把關。不僅應從其硬件設施上,更重要的是要明確要求專業技術鑒定人員的數量和技術職稱,以保障鑒定結果的權威性和正確性。

其次,對微信證據等司法鑒定意見應當嚴格規定。該意見應當詳細說明論證的過程,不能草草了事?;谖⑿抛C據的特殊性,筆者認為還應該在做出鑒定意見時向微信應用軟件運營商征求合理意見。

最后,明確追責制度。鑒定機構必須對其所做出的鑒定結論負責。如果是虛假鑒定,一經查實,鑒定機構和相關人員應當承擔相應的責任。[5]

 

 

結語

微信證據在理論認定上還存在缺失,實踐中適用也存在許多困難和問題,但它作為新傳播路徑的高效能、信息容量大、更新速度快,為當代中國法律文化傳播活動注入了新鮮的血液,該種傳播路徑功能是其他傳播路徑無法比擬的。微信本身并非罪魁禍首,關鍵在于如何構建以立法、司法機關為主導、由網絡運營商和用戶廣泛參與的一套行之有效的監管機制,這是保障微信安全的正道,也是維護互聯網世界正常秩序的必要手段。我們不僅要建議政府主管部門應盡快出臺相應的法律法規對微信平臺進行規范,也呼吁相關企業盡快改變自身的不正當競爭行為,應積極利用和挖掘微信等新媒體平臺的商業價值,促進整個市場競爭的健康可持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