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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層法院法官助理職能定位之研究
日期:2017-09-26 來源:銅陵市郊區人民法院  瀏覽次數:

【摘 要】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司法改革的大幕正式拉開。作為這輪司法體制改革中的重要一員,法官助理是一個既熟悉又陌生的名詞,吸引了筆者的注意。目前關于法官助理職能尚未有明確具體的規定,但其作為審判團隊中的重要一員,其能否發揮最大作用將對于整個辦案團隊產生極大影響。

全文共7988字。

【關鍵詞】  司法改革  法官助理  職能

主要創新觀點:基層法院法官助理職能定位是對訴訟輔助事務更加精細科學的分工的必然要求,找準自己的定位后,法官助理可以從工作量上減輕法官負擔,其專業背景和在訴訟環節中的重要地位又可以保持裁判工作的連續性和嚴肅性。筆者認為法官助理既是法官的助手,同時也是法官的后備力量,法官助理的執業生涯是成為法官的必經途徑之一,是理論知識轉化實踐的方式,更是經驗積累的過程。本文詳細闡述了法官助理制度的歷史沿革以及現在的制度嘗試,提出了存在的問題并給出了解決建議。希望探索法官助理的規范化、專業化、社會化管理之路,充分發揮法官助理在審判團隊中的獨特作用,為中國的法治化進程貢獻力量。

以下正文:

法官助理,是協助法官從事審判工作的法院工作人員?!度嗣穹ㄔ旱谒膫€五年改革綱要(2014-2018)》(以下簡稱《四五改革綱要》)指出:建立符合職業特點的法官單獨職務序列,健全法官助理、書記員、執行員等審判輔助人員管理制度?!端奈甯母锞V要》將法官助理的身份定性為“審判輔助人員”,這是研究司法改革中法官助理制度的大前提和總出發點,也就是說,法官助理的設置從根本上講是為了輔助法官完成審判工作、保障法官實現職業化的。但是,對于我國大多數法院來說,法官與書記員“1+1”的組合方式已經沿用多年,司法改革以來,提出建立“1+1+1”的審判團隊模式,即一名法官加一名法官助理再加一名書記員的審判團隊作為辦案主力軍,這無疑是對現有辦案模式的一種全新探索實踐,而法官助理制度想要真正融入審判工作中,實現其設計之時的價值,還有很多問題亟待解決。本文以基層法院審判階段法官助理的職能定位為切入點加以研究,不成熟的地方還望批評指正。

一、法官助理制度的歷史沿革

現代意義上的法官助理制度肇始于1882年的美國,在美國,法官助理被譽為“不穿法袍的法官”。[1]在我國,最高人民法院于1999年在頒布的《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綱要》中第一次明確提出要推行法官助理制度,其后又于2004年、2008年先后確定北京市房山區法院等18家法院、西部所轄的814個縣區法院為法官助理試點單位。為緩解“案多人少”但案件審理難度日益加大的問題,試點法院在運行工作中通過“三二一審判機制”或“一審一助一書”等方式為法官們配備法官助理,對法官和法官工作實現雙重分流,從而努力實現法官從量的擴張向質的提高。直到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全面推進司法體制改革,在這一輪的改革中法官助理作為審判團隊中的重要一員再次引起了關注。

二、法官助理的職能定位

法院人員分類改革的重要環節是員額制,為了配合法官員額制度,法官助理制度再次被提到一個新的高度。作為法官員額制的套改內容,將法官、法官助理和書記員三種不同職責的人員進行合理配置,以求達到最好的合作效果,使法官脫離繁雜的事務性工作,從而全身心地投入到案件的審理中,從而形成真正意義上的審判團隊。具體而言,出臺的文書中,法官助理的職責確定如下。

最高法院在《人民法院法官助理管理辦法(征求意見稿)》中將法官助理的職責具體確定如下:

“法官助理在法官指導下履行下列職責:

(一)審查訴訟材料,提出訴訟爭執要點,歸納、摘錄證據;

(二)庭前組織交換證據;

(三)代表法官主持庭前調解,達成調解協議的,須經法官審核確認;

(四)辦理承擔法律援助義務的律師擔任辯護人或者指定法定代理人代為訴訟的有關事宜;

(五)接待案件當事人、代理人、辯護人的來訪和查閱案卷材料;

(六)依法調查、收集、核對有關證據;

(七)辦理委托鑒定、評估、審計等事宜;

(八)協助法官采取訴訟保全措施;

(九)準備與案件審理相關的參考性資料;

(十)辦理案件管理的有關事務;

(十一)根據法官的授意草擬法律文書;

(十二)完成法官交辦的其他與審判業務相關的輔助性工作?!?/span>[2]

由此可見,除開庭和審判以外,法官助理承擔了百分之九十的輔助性事物,就如:在法官的指導下辦理審查訴訟材料、組織庭前證據交換、接待案件訴訟參與人、準備與案件審理相關的參考資料、協助法官進行調解、草擬法律文書、記錄等工作。從分工上看,法官助理與書記員的職能分工存在交叉或是由后者的職能中剝離出一部分成為前者的工作;而員額制實行后的法官不再承擔事務性工作,除了裁判權之外的權利和職能都將由法官助理擔負。

三、法官助理的不同類型定位的實踐探索

我國的《法官法》是對法官的法律規定,其他法院工作人員的規定列在了《人民法院組織法》里。多年以來,各地法院對法官助理的工作職責展開了不同實踐與摸索。

(一)“高級書記員”

《上海法院工作人員分類管理辦法(試行)》(以下簡稱“上海高院試行辦法”)還明確了法官助理的職責除了上述提到的與審判相關的調查和庭前準備工作,還包括了“與審判相關的調研、督查、考核、宣傳工作”,特別情況下,“法官助理可以代行書記員職責”。其實早在2002年,根據最高法院試行法官助理制度的原則要求,全國各地多家法院進行了試點工作。各地法院將法官助理定位為“高級書記員”,特別是在一些采取書記員聘用制的法院,法官助理無疑成了“有編制的”書記員,這些法官助理工作職責與書記員混同。沒能進入法官員額中的人從法官一夜之間退回到“高級書記員”的地位,產生強烈落差,尤其上年紀的人更是無從調適。上海高院試行辦法規定了法官助理可以行使書記員職責,可以看出在我國的固有觀念里,書記員原來就是法官的助手,法官助理應然可以行使一切輔助法官的工作。但筆者認為,如此一來不利于法官助理的角色定位和法官助理制度的建立。正如法官應然不能代行書記員的職責一樣,必須在規范文件里明確劃分法官助理與書記員的作用,才能在今后區別他們的作用,推行制度改革。

(二)“助理審判員”的繼位者

助理審判員是舊體制下的審判人員,看似預備法官,其實已經具有審判權。盡管法官助理在目前的試點中沒有任何審判權,但是已經有學者建議法官助理可以行使部分審判權。上海高院試行辦法對法官助理的職責列舉了審查訴訟材料、調解。有些法院的立案庭,將本應該由立案法官的審查立案權交給了法官助理;對案件進行調解,無疑是行使對案件實體進行審理的審判權。2005年出臺的《人民法院第二個五年改革綱要》沒再提“取消助理審判員”,使得關于法官助理的改革又回歸到助理審判員上,這讓部分法院在人事改革上面臨困難的處境。從舊體制下助理審判員成為審判員,在員額制下又退回到法官助理,行使有限的審判權,成為法官員額的儲備力量。在改革試點法院的司法實踐中,法官不認可在法律文書中簽署法官助理的名字、認為那是過去的助理審判員所承擔的責任,法官助理并沒有審判權。但是法官助理則希望能夠署上自己的名字,在審理做出了貢獻,希望能有自己的署名是無可厚非。這一做法正是在摸索階段為人員分類管理做的有益嘗試,這似乎與裁判文書中曾出現過的“代理審判員”如出一轍。例如,上海市長寧區法院一個合議庭內配備3名法官,1名法官助理,1-2名書記員,其中書記員的發展方向不再是法官,而法官助理至少也要經過6年成為三級法官助理才可以參見法官入額考試??梢姺ü僦硎亲鳛榉ü俚膬淞α縼砼囵B的,與原來助理審判員的發展方向一致。但筆者認為,這種定位無疑與法官獨立行使審判權相違背,有不可取之處。

(三)法官的學徒和助手

法官助理制度起到了傳承司法經驗、培養司法后備人才的作用,從這一角度看,法官助理與法官就是“傳”、“幫”、“帶”的師徒關系。擁有深厚理論基礎的法官助理要成為一名合格的法官必須在司法實踐活動中不斷學習不斷進步,并接受資深法官的指導。[3]貴州省貴定縣和遵義市匯川區法院都堅持1名法官帶1名法官助理,匯川區法院還讓法官和法官助理“雙向選擇”[4],真正將法學事務用現代學徒制來實現法律專業技能的傳承。法官助理發源最初是法官私人聘請的助理,多為專業院校的優秀學生。除了幫助法官分擔各種審判輔助工作,也實現了法學院的法學教育的延續。法官助理要對法官的指示絕對的服從,而沒有相互監督,法官對法官助理有指揮和管理甚至考核權。

四、法官助理制度實踐中存在的問題

法官助理這一職業,是離法官最近的職位,表面看似完美。但在實踐中卻出現了問題。

(一)主體范圍界定標準不清晰

1、職權范圍模糊不明確,工作內容的界限不清晰。盡管征求意見稿中白紙黑字寫明了職責,但是當前存在的首要問題卻恰是沒有專門明確法官助理的職責,所謂的事務性工作,到底哪些交給法官助理去做?送達、庭前閱卷、調查取證、草擬法律文書等等,也不只是跑跑腿那么簡單,這一切不僅需要體力腦力還需責任心。比如庭前閱卷,如果法官助理歸納得不準確,庭審就會出問題。法官能所有都放心交給他們做嗎?人非圣人,都會出錯,佛山市禪城法院就曾經發生過這樣的例子:一名法官助理填寫判決模板時,寫錯了審判員的名字,被當事人到處投訴。最后,該案主審法官因為難以承受巨大壓力,引咎辭職。其實就是落款寫錯了而已,如果當事人不鬧,出個補正裁定就可以。但偏偏問題被放大,風險就沒法控制了。[5]可以說,那名助理肯定自責愧疚,但對外卻是法官承受著巨大的壓力。這也導致了有些法官害怕出錯承擔責任,很多事都親力親為,助理這一職務某種程度上就形同虛設。

2、與書記員的工作內容出現重復,難以協調。書記員的工作是否也被法官助理取而代之呢?說起助理,大家會認為與書記員大同小異,因為助理做的事情書記員也做,那究竟書記員與法官助理的界限在哪呢?當前,全國各地法官助理制度探索幾乎形成了因地而異,各地自治的局面。例如:部分先試點地區的法院標配:1名法官+1名助理+1名書記員,形成了“1+1+1”計算而來的獨特模式,首開先河。北京的法官助理分為專職的行政助理和負責審判業務的助理,可是與書記員的工作界限仍分不清楚。與北京不同,佛山六七年前便將書記員和法官的部分工作拆分重組,形成了全新職位法官助理。與佛山相似,深圳的法官助理也是與書記員全然不同的獨立職位,只是工作內容中多了一項起訴書送達。[6]

3、法官助理工作壓力不斷暴漲。不明確的工作內容使法官助理幾乎承擔了所有的事務,可能從起訴書送達、制作庭審筆錄、案卷歸檔之類的純事務性工作到庭前閱卷、證據交換、保全、調解、調查等一系列審判輔助性工作都要參與到其中?,嵥榉倍嗪臅r,就拿可以耗費50%精力的送達來說,雖沒有過多的能力要求,卻十分耗時耗力,尤其要在有限的時間內送達,有的案子有十幾個被告,有的被告有戶籍地、住所地、居住地等六七個地址,很多時候每一個地址要跑。再有,在一些民事案件中,法官助理還要幫忙維持庭審或調解秩序。法官助理也不是鐵人,任務重,案子多,時間少,壓力大。

(二)職業能力要求高,性價比低

4、法官助理的職業認同感低,職業保障系統不完善,留不住人才。近年來,有關法官助理現狀的文章紛紛在網絡發表?!斗ü倭魇е硪擦魇А?,《法官助理到位 法官回歸本位》 ,《輔助人員缺位法官被迫補位》,這類文章看完讓人痛心,發人深省。為什么會出現輔助人員缺位法官被迫補位這樣違背國家開始的法官助理輔助“少而精” 的法官這一初衷?事出必有因,這份工作性價比太低,晉升空間又非常有限是大部分助理反映的問題。職業保障制度差,看不到前途,造成了拿著最少的薪酬干著最苦最累的活這種尷尬場面,導致離職情況嚴重,也不足為奇。再如一位經驗豐富的助理的心理活動:開庭時,法官、書記員、原被告和律師都有專屬席位,但偏偏沒有法官助理的一席之位。以為可以搬把椅子坐到法官和書記員中間,但那里沒有電腦,沒有寫著“法官助理”的小牌,連桌子也沒有。而且開庭時法官提問、書記員記錄,助理完全不知道該干啥。坐在上面就顯得傻傻的。[7]書記員與法官助理幾乎干著一樣的事,但是卻完全不同的待遇,對比之下,席位的區別算不算側面反映了法官助理完全沒有地位?

5、法官助理的職業能力要求還是相當高,助理人員嚴重缺失。助理普遍水平不高,能力不足卻不肯學習實踐??偨Y以上征求意見稿中的職責,一名合格的助理,起碼要具備召集、協助、指導、參加、傾聽、交流、細心、主持、接待、采訪等全方位的能力,事務繁多,綜合能力極強。只有助理全力以赴,盡心盡責,才能完成與法官的工作“無縫對接”,確保萬無一失。而如當前廣州法院在這一制度改革中已處于前列,但是廣州中院的情況是有編制和無編制的法官助理、書記員加起來,也不到法官總數的一半。[8]

五、完善法官助理制度的幾點建議

就如法庭上不可以少了任何一個訴訟參與人參與,法官亦不可以缺少助理的幫助,一個好的助理于法官而言,減輕了法官超負荷工作,使法官能更專注一心投入到公平裁判中,這就大大促進審判質效提升及法官人均結案率提高;于法院而言,辦好了案子,既提高了效率與質量,也減少了法院的信訪投訴率,無異于無形中提高了法院自身的威望;再于整個法治社會而言,配備法官助理后,由法官助理承擔審判輔助性工作,法官可以集中精力開庭和裁判,審判效率明顯提高,法官助理就好比大型機器中的潤滑油,協助了整個法律系統的正常高效運作。

(一)個體認知:法官助理自身發展

要做一名好的助理,就要有高追求,嚴格要求自己,努力成為一名優秀稱職的助理。于自身而言,首要的是端正態度,要明白職業無分高低,不應存法官更有面子的“光環效應”的想法以及低人一等之說。要始終相信,法官助理是離法官最近的地方,也是離自身的理想最近的地方,堅守崗位,嚴于律己,時刻保持責任心,細心,忠心,與法官多切磋,多閱讀、思考、交流、甚至調研,來不斷武裝自己,與法治共白頭,因為沒有野心的助理也不是好助理,要樹立“今天的審判輔助人員有可能就是明天的法官、檢察官和律師”的信心。同時,要協調自身與書記員的工作職責,應及時填補法官和書記員之間存在的那一片“空白區”——屬于法官助理自身的區位的工作。要明白法官助理的到位,會讓書記員的工作定位更加清晰,可以專心從事訴訟事務性工作,從而保障了整個訴訟程序的嚴謹和流暢,提高審判司法各項事務的效率。

(二)同伴提攜:法官與助理共同進步

法官與助理不應是同事關系,而應該是好友同學關系。法官在助理的幫助下能更加專一投入到審批工作中,而助理在幫助法官的過程中不斷提升自我,熟悉各項訴訟程序,熟悉法官的工作,相輔相成。司法體制改革浪潮讓獨立辦案6年多的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商事庭辦案能手陳舒舒告別了“一個人戰斗”的日子,迎來了自己“獨享”的法官助理——畢業于西北政法大學的謝佩君。陳舒舒對其助理的評價極高“是助理,但更多是搭檔和伙伴,小謝‘解放’了我,使我有更多時間去思考、琢磨案件本身,從而對公平判決更有信心”。

法官與助理的溝通交流尤為重要,法官與助理應相互理解,共同進退,實現真正的雙贏。如:法官鼓勵助理熱情工作的同時,針對一些在準備司法考試的助理,法官可以提議法院招聘實習生幫助他們減輕負擔。再如,法官還可以在法院的指導下對助理進行工作績效考核,考核結果將作為助理等級晉升和待遇增長的主要依據。法官一旦得到了這把“尚方寶劍”,便很大程度上調動了助理的工作積極性與能動性,有利于兩者工作銜接得“天衣無縫”。

(三)單位保障:人民法院采取措施

再者,是人民法院的職能,應出臺相應的人才培養方案,重視對法官助理的培訓。浙江省濱江區人民法院與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正式合作建立了法官助理培養機制,就是一個很好的示范。既為司法司法隊伍注入了新的力量,也讓法學院的學子提前接觸法院,積累工作實踐經驗,成長為更加優秀的法學專業人士。又如:3月6日,全國人大代表、上海市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林蔭茂格外強調了在司法改革過程中,一定要對法官助理群體給予足夠的重視。上海的閔行法院正是一個成功的典范,他們強調“政治建院、業務強院”,特別注重對年輕人業務能力的培養,所以到現在沒有一個年輕人流失![9]同時,重慶試點的法院如榮昌法院已經完成人員分類定崗工作,首批入額的法官41名,占政法專項編制30.37%,另有35名法官暫未入額但仍在審判業務部門協助辦案。剩下的約8%員額,留給“能考上”的后來者,有相當數量的助理審判員(一般為年輕人)反而能夠進入“精英法官”的隊伍。具體而言,法院可參照以下措施培養人才:加強對法官助理的思想引導,讓其樹立職業歸屬感;加強業務培訓,每個月召開專題工作交流會,有利于互相取長補短;科學分類考核從德、能、勤、績、廉五個方面對司法輔助人員進行考核,根據考核等次適當予以獎勵,另外,可針對一些還在準備司法考試公務員考試的助理,法院招聘實習生適當減輕他們的工作。

(四)國家政策:全社會共同重視

最后,是國家的改革以及社會不斷提高法官助理的職業認同感。改變升級與競聘機制,嚴格準入,嚴格考核,留住更多高素質、高學歷、高能力的人才,保持助理的工作熱情,明晰法官助理的發展路徑,探索出最合適的法官團隊模式。針對2014年仍存在的“北京研究提高法官待遇,法官助理上升空間有待明確”的問題,法官與助理的待遇發展不同步,應盡快完善法官助理的發展和工資保障機制。前段時間,一些優秀的地區已率先優化了法官助理的保障機制,使助理們的職業認同感與歸屬感不斷提高。深圳鹽田區法院聘用制法官助理等重要審判輔助崗位人員的工資水平提高近50%,改革后聘用崗位的吸引力明顯提高,隊伍的整體穩定性也大大提高。廣東法院大幅招錄公務員編制法官助理,法官助理有渠道上升為法官,工資也會比同級公務員高20%。[10]除此之外,青海省也大幅提高法官助理,檢察官助理的薪酬待遇,計劃過渡期滿后,使法官助理等人的工資水平在目前基礎上提高15%。青海省財政已預留出落實職業保障制度所需資金。又如全國人大代表、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龔稼立提出的加快加快推進隊伍建設法治化[11],建議最高人民法院會同全國人大有關部門,加快推進《法院組織法》和《法官法》的修改,全面總結各地推進司法改革試點的經驗和做法,以法律的形式明確不同審級法院的功能定位,更好地發揮專業法院的職能作用,解決法官助理等人員的法定職務和待遇等問題。

結 語

法院人員分類管理旨在讓法官和司法輔助人員走向更為專業化、職業化的方向,實施明確的崗位界限和細致的職能分工將把法院司法改革推向新的階段,法官助理制度將與法院員額制共同構建新的審判制度。相信在不久的將來,法官助理不再是法院審判制度的“雞肋”,而成為推動法官職業化建設的助力器。

 

 

(1)周道鸞:《外國法院組織與法官制度》,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25頁。
(2)
最高法院《人民法院法官助理管理辦法(征求意見稿)》

(3)王偉:《二中院法官助理庭審首秀》,載《人民法院報》2014年9月27日第2版。

(4)摘自來賓中院調研課題組親赴貴州多市縣法院調研獲取的第一手資料。

(5)滑璇:“工資低,沒編制,壓力大,法官助理何去何從”,載《南方周末》2015年8月8日

(6)滑璇 :“法官流失,助理也流失”,載《南方周末》2015年8月6日

(7)蘇永通:“法官助理流失現狀:性價比太低 能走的都走了”,載《南方周末》2015年8月6日

(8)劉冠南、馬偉鋒:“法官助理到位 法官回歸本位”,載《南方日報》2015年7月22日

(9)屠少萌:“林蔭茂代表談推進司法改革——應重視法官助理成長”,載《人民法院報》2016年3月8日

(10)馬偉鋒:“廣東法院大幅招錄公務員編制法官助理 “解凍”后首次”,載《羊城晚報》2016年4月7日

(11)薛冰妮、劉其勁、尚黎陽、商西:“廣東高院院長龔稼立:建議引入懲罰性賠償打擊惡意侵權”,載《南方都市報》2016年3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