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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路貸”案件的司法研究及規制路徑
日期:2020-03-18 來源:銅陵市郊區人民法院  瀏覽次數:
 

 

論文提要“套路貸”是近幾年出現的新型違法犯罪,司法實踐中對“套路貸”案件的事實認定、法律適用等問題存在諸多爭議。為準確甄別和依法嚴厲懲處“套路貸”違法犯罪活動,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于20194月出臺了《關于辦理“套路貸”刑事案件若干問題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對“套路貸”刑事案件相關問題的司法認定提出了指導意見。而隨著掃黑除惡專項斗爭進入攻堅階段,以及越來越多的“套路貸”案件進入審判階段,對“套路貸”犯罪數額認定問題的分歧尤其突出,亟待根據“套路貸”違法犯罪的特點厘清司法認定脈絡和標準,以確保此類案件司法裁判做到罪刑相適應,實現對“套路貸”違法犯罪的精準打擊。本文以上海市一例“套路貸”案件進行研究、分析,對“套路貸”犯罪進行理論分析定性和實踐預防打擊指導,希望能夠對司法實踐有所幫助。全文共8889字。

 

 

關鍵詞:“套路貸”  詐騙  敲詐勒索   涉黑涉惡

 

 

 

主要創新觀點

為持續深入開展掃黑除惡專項斗爭,準確甄別和依法嚴厲懲處“套路貸”違法犯罪分子,在全國掃黑辦的統籌協調下,最高人民法院會同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聯合制定印發了《關于辦理“套路貸”刑事案件若干問題的意見》。本文在仔細研析此意見的基礎上,運用理論指導實踐的方法,從案例著手,分析套路貸案件的類型和區別,以及司法認定上存在爭議和難點的地方。在依法嚴懲、精準打擊的前提下試圖找出能有效防治“套路貸”的路徑。

“套路貸”犯罪是近年來以民間借貸為名義,以非法占有為目的而實施的犯罪行為,犯罪手法具有欺騙性,待受害人察覺時往往已經深陷其中,單純的個案由于有借貸合同而不好認定為犯罪。要防止此類案件的發生,不僅需要司法機關的嚴厲打擊,新聞網絡媒體的大力宣傳,相關職能部門的監管,建立規范誠信制度,以及銀行等金融機構簡化貸款程序等,讓真正需要資金的人能夠通過正當渠道快速解決。破解“融資難、融資貴”,才能最大程度壓縮“套路貸”這一違法犯罪的生存空間。

 

 

 

 

 

 

 

近年來,假借民間借貸之名實施的侵犯財產類違法犯罪活動開始出現并日益猖獗,政法機關在司法實踐中對此類違法犯罪逐漸形成了“套路貸”這一稱謂。在一些地區,“套路貸”已逐步發展成為黑惡勢力較常實施的違法犯罪活動,嚴重侵害人民群眾的人身權利、財產權利,嚴重破壞經濟秩序、社會秩序,嚴重影響人民群眾的安全感和社會和諧穩定,社會危害性極大,人民群眾反映強烈。

一、“套路貸”的司法界定

“套路貸”本身不是特定的罪名,其通常涉及搶劫、非法拘禁、敲詐勒索、非法侵入住宅、詐騙、虛假訴訟等刑事犯罪行為,具有嚴重的社會危害性。據中國裁判文書網的數據顯示,“套路貸”案件最早的判決于2017 年年初,案件多發于上海、江蘇、浙江等地,且呈現出向其他省份蔓延的趨勢。

針對“套路貸”犯罪,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于20181月出臺的《關于辦理黑惡勢力犯罪案件若干問題的指導意見》(法發〔20181號,以下簡稱《指導意見》)雖然沒有明確使用“套路貸”這一稱謂,但已在《指導意見》第20條對“套路貸”犯罪的認定和處理作出了初步規定;多個地方也就辦理“套路貸”刑事案件研究出臺了地方性指導意見。但由于“套路貸”在全國各地的發案分布極不均衡,表現形式千差萬別,一些地方對此類案件的理解、認識存在偏差,在辦理“套路貸”刑事案件時不同程度出現了“不會打”或“打不準”的問題。為貫徹落實201810月全國掃黑除惡專項斗爭推進會的有關部署要求,進一步統一執法辦案思想,提高專項斗爭的法治化水平,最高人民法院第一時間成立了專題調研小組,經過充分調研,在深入總結實踐經驗和突出問題的基礎上研究形成《關于辦理“套路貸”刑事案件若干問題的意見》(法發〔201911 號,以下簡稱《意見》)?!兑庖姟方涀罡呷嗣穹ㄔ?、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會簽,于201949日向社會公布并施行。

《意見》明確規定:“套路貸”是對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假借民間借貸之名,誘使或迫使被害人簽訂“借貸”或變相“借貸”“抵押”“擔?!钡认嚓P協議,通過虛增借貸金額、惡意制造違約、肆意認定違約、毀匿還款證據等方式形成虛假債權債務,并借助訴訟、仲裁、公證或者采用暴力、威脅以及其他手段非法占有被害人財物的相關違法犯罪活動。

二、“套路貸”案件的類型化特征

“套路貸”案件與傳統的高利貸以及校園貸等民間借貸類案件均有所不同,大致有以下幾點典型特征:

1)“套路貸”不同于傳統的高利貸。其一,“套路貸”的目的是侵犯他人財產,所謂借貸只是掩蓋其目的的侵犯財產的手段方式,而高利貸的目的是獲得高額的利率,并不具有侵財的目的,這是二者目的上的不同。其二,“套路貸”是打著借貸的旗號,實際上侵犯了群眾的財產,其行為涉嫌犯罪,而高利貸的借貸行為本身并不違法,且年利率低于36% 的利息也是受到法律保護的,二者在法律性質上完全不一樣。其三,“套路貸”侵害的法益較多、具有較高的社會危害性;而高利貸主要是一種民事行為,尚未進入到刑事領域,這種民事糾紛一般不具有社會危害性,只是公民私人之間的糾紛。因此,“套路貸”的危害性具有社會性的一面,這點不同于私人之間的高利貸糾紛。

2)“套路貸”并非普通的民間民事借貸糾紛,而是涉嫌刑事犯罪,影響了國家的經濟秩序,擾亂了經濟市場。在當前發生的各種“套路貸”案件中,當事人之間的借貸關系只是一種掩飾,民間借貸只是一種制造出來的假象,行為人并非真實地想與行為人產生借貸關系,而是以借貸關系為名,旨在侵犯他人財產,實現其非法占有的目的。但民事借貸糾紛中,借貸關系本身是真實存在的,行為人希望通過對方當事人借貸關系中義務的履行來獲利,借貸關系并非假象。

3)“套路貸”案件往往具有層層套路并且環環相扣。在“套路貸”案件中,受害者正是在環環相扣的套路中越陷越深、深受其害,所謂環環相扣是指行為人往往設計眾多具有欺騙性質的手段,并且欺騙行為一個緊接著一個。比如對當前發生案件的分析可以發現“套路貸”案件的套路大致分以下幾層:一是,制造民間借貸關系的假象、以此做虛掩;二是,行為人偽造銀行流水痕跡、借此制造虛高債務的假象;三是,要求受害者償還虛高債務,并在受害者無力償還時,迫使其用平賬的方式還錢;四是,在受害者累積了“巨額債務”后,威逼受害者償還高額債務,或使用暴力手段,更甚至會提起虛假訴訟,為了達到侵犯受害者及其親屬財產的目的。因此,在“套路貸”案件中,環環相扣的套路是迫使受害者背下虛高債務的根本原因,這種復雜的犯罪手段也是“套路貸”案件不同于普通的侵財犯罪的特征,也是其嚴重的社會危害性的體現。[1]

4)“套路貸”犯罪往往是有組織的犯罪。許多“套路貸”案件中,行為人都是以公司名義組織實施犯罪,具有組織化甚至集團化的特征,在這種形成組織的有計劃的“套路貸”犯罪中,社會危害性相對于普通的財產類犯罪更高,甚者在一些案件中造成受害者自殺、賣房抵債等嚴重后果,其社會危害性不言而喻。

三、典型案例——朱某為首的犯罪集團詐騙案

2015 年起,被告人朱某糾集被告人李某某、程某、袁某某、吳某某、汪某某、顧某某等七人,形成較為固定的團伙,租用上海市中山北路某處房屋,以個人名義對外從事資金借貸業務。朱某系團伙實際負責人,其他被告人均聽從安排和指揮。李某某、程某根據朱某安排充當資金出借方和討債等,袁某某、吳某某、汪某某主要負責為借款客戶拉征信情況、辦理信用卡、陪同借款客戶看房、上門討債,顧某某根據朱某授意對借款人名下房產進行非法網簽鎖定、協助簽訂借條、房屋租賃協議、看房和陪同討債等。該團伙與天甘公司、怡智公司一起從事類似的非法放貸業務。

2016 1 月,被害人丁某向天甘公司實際借款9萬元,但是被要求簽訂了價格虛高的借款合同,稱簽訂虛高借條是民間借貸的行規,是將不還款之后的違約金等數額一并算入,如果按約還款則無須償還多余部分,最后簽訂的借款金額達到28萬元。簽訂合同后,天甘公司遂派人與丁某前往銀行走賬28萬元,丁某取出28萬元現金后當場交還19萬元給天甘公司。之后丁某正常還款 2個月共計 2.34萬元,2016 4月因逾期未還被認定違約并被索款20萬元,丁某無力償還,于是在 20165月,被害人丁某被帶至怡智公司,怡智公司向天甘公司虛假平賬20萬元,丁某再一次被騙簽訂虛高借款合同并走銀行流水70萬元。20166月因逾期未還而被認定違約并被再次虛高并走銀行流水50萬元。2016 613日,怡智公司將被害人丁某120萬元虛高金額債務轉單給朱某團伙,朱某團伙向怡智公司表面平賬120萬元( 朱某團伙實際參單42.5萬元) ,丁某被騙簽訂151萬元虛高金額借條并銀行走賬151萬元。2016712日,丁某被朱某團伙逼債還130萬元,但無力償還,又不堪忍受朱某團伙的威逼恐嚇,最后答應出售自己名下的房產來用于還債。

而在朱某團伙的另一起犯罪案件中,被害人陳某某也是因同樣的“套路”被迫簽下虛高金額借條而無力償還,朱某團伙最終為達犯罪目的而采取了訴訟的方式,企圖用這種方法合法占有被害人的財產,但被法院識破,出具民事裁定書后將案件移送公安機關偵查,犯罪因此未能得逞。[2]

本案中“套路貸”的套路可以簡要概括為:借貸人來借貸——虛高借條——銀行走流水——上門看房或其他租房擔保、擔保人擔保、簽訂擔保合同——故意放少量的款或不放款——故意制造違約——要求再提供擔保借錢或強行平賬( 上述流程再走一遍) ——強行討債或提起民事訴訟或占有房屋或給房子辦網簽阻止被害人交易——獲得非法所得。

上述案件一審法院最終認定朱某團伙系犯罪集團,所判處的罪名是詐騙罪,其他相似案件均以詐騙為主罪判刑。然而上述犯罪是詐騙、敲詐勒索、尋釁滋事、虛假訴訟等系列犯罪行為的集合體,在“套路貸”這種犯罪模式下,究竟是只有一個犯罪行為,還是有多個獨立的犯罪行為,還是多個犯罪行為之間具有牽連關系以一罪論處,這就需要先對“套路貸”的行為特征進行剖析解讀?!疤茁焚J”中,首先可以將相關人員的相關行為劃分為相同行為人實施的不同行為與不同行為人實施的獨立行為。前者主要會涉及到同一行為人不同行為之間的情形,后者主要解決犯罪集團中共同犯罪將如何處理的問題。

對于前者而言,首先必須處理以下兩個問題: 其一,這兩個以上的行為是否都有必要納入刑法的判斷范圍中; 其二,各個行為之間,具有怎樣的關聯性。[3]從整體行為上來看,“套路貸”中的犯罪集團從犯罪伊始便是以非法占有被害人的財產為目的的,這與高利貸行為是不同的。高利貸是為了獲取高額利息而實施的放貸行為,其最終目的是希望借款人能及時按約定支付本金和利息來獲取利益,因此放貸人不會故意制造違約的情形,借貸人對于自己應還金額都有明確的認識。而“套路貸”是以“借款”為名行非法占有被害人財物之實,因此被害人對所約定的高額虛增數額部分是持不用歸還的主觀認識,但犯罪集團會用各種手段方式制造違約的情形來達到自己非法的目的。因此,“套路貸”是一種徹頭徹尾的犯罪行為。從各個行為上來看,整個“套路貸”犯罪過程中有許多細化的行為,如欺騙簽訂虛高借款合同、去銀行取流水、故意制造違約情形、看房擔保網簽等等,這種行為是一種典型的詐騙行為。但是在不同的案件中又會出現其他不同的犯罪行為,如有的案件中犯罪分子會在制造違約情形后對被害人實施人身上的威脅或限制迫使其變賣資產還款,可能會涉及敲詐勒索、非法拘禁、虛假訴訟等犯罪行為。

對于詐騙行為與敲詐勒索行為并存的情況,詐騙罪和敲詐勒索罪同屬侵犯財產罪一章,兩者中,被告人的主觀目的都是為了非法占有他人財產,侵害的法益均是他人的財產權。其區別在于,被告人的犯罪行為與被害人的主觀認識不同。從被告人的角度而言,兩種行為類型是完全不同的,前者是欺詐行為,后者則是威脅恐嚇,帶有一定的暴力色彩; 而從被害人的角度而言,前者是基于自己錯誤認識而給付財產,后者則是基于自己的恐懼心理。

這兩種行為單獨分離來看都是獨立的犯罪行為,無法概述為事實上的一種行為,因此不屬于想象競合犯在內的實質的一罪。同時這兩罪之間沒有規定相通,自然也不能評價為法定的一罪。本案中,涉案金額約為 25萬元,依據相關司法解釋,屬于詐騙罪與敲詐勒索罪中“數額巨大”的一檔,法定刑幅度相同,因此兩者之間并不存在重行為與輕行為之分,不成立吸收犯。因此爭議焦點在于兩行為之間是否存在牽連關系。有觀點認為,“套路貸”有相對固定的運作模式,犯罪嫌疑人對該行業的操作手法應有較強的心理預期,其使用每種手法雖不具有必然性,但必定為常用的手段。雖然普通群眾沒有對“套路貸”形成深刻的認識,但民間借貸市場內對該類型借貸的“底細”十分清楚,知道“套路貸”不以單純獲取高額利息為目的。從這個角度上看,“套路貸”的作案手法已經達到“類型化”的特征,達到了牽連關系的通常性和伴隨性,[4]因此認定兩者為牽連犯。但筆者并不認同這一觀點,因為這種觀點避開了對于“套路貸”犯罪的實行行為的認定。若本案中被害人呂某簽訂的虛高金額合同為 1000 萬元,其在被被告人敲詐勒索后基于恐懼心理給付了這筆財產,這種情形下,被害人對于被告人的行為有著清楚的認識,也知道自己并不實際欠款那么多,但他為了自身安全考量不得不給付了這么多的財產,因此被告人的實行行為應當是敲詐勒索行為,應以敲詐勒索罪定罪論處。但如果認為構成牽連犯,依照牽連犯“從一重從重”處罰規則,本案應當選取法定刑幅度更高的詐騙罪為最終罪名,由此會出現相悖的情況,牽連犯的觀點難以成立。

四、依法嚴懲“套路貸”犯罪的幾個認定問題

 (一)定罪問題

 上述案件引發了諸如此類案件出現的諸多共同問題,其中爭議較大的就是罪名問題。最新《意見》第 4 條對于“套路貸”犯罪案件的罪名確定問題作了提示性規定?!疤茁焚J”犯罪在主觀上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在客觀上行侵財之實,但由于犯罪手段、行為表現各有不同。在辦理“套路貸”刑事案件時,司法機關需要根據“套路貸”行為人非法取得他人財產的具體手段、方式,依照刑法有關犯罪的構成要件,確定具體罪名。對于未采用明顯的暴力或者威脅手段,主要靠“騙”取得被害人財物的“套路貸”,一般以詐騙罪論處。例如,在有的案件中,被告人謊稱自己的公司需要“沖業績”,幫公司簽訂借貸協議不僅不用還款,還可以獲取“好處費”,待被害人落入圈套后,便利用對方法律知識欠缺的弱點以及害怕“惹事”的心理索取所謂“債務”。由于該案中被告人主要是靠虛構事實、隱瞞真相實現非法占有目的,故應以詐騙罪定罪處罰。

 但在實踐中,犯罪分子實施“套路貸”的手段經常變換,還有可能構成敲詐勒索、非法拘禁、虛假訴訟、尋釁滋事、強迫交易、搶劫、綁架等多種犯罪。例如,在實施“套路貸”過程中,主要通過威脅或者要挾的方法非法占有被害人財物的,構成敲詐勒索罪。在常見的“車貸”型“套路貸”中,有的被告人在誘騙被害人簽訂虛高“借款”合同時,要求給被害人車輛安裝GPS定位器,并編造各種借口拿走汽車備用鑰匙。事后,通過損毀GPS定位器等方式故意造成被害人違約,再采用滋擾、恐嚇等手段進行威脅,或者利用備用鑰匙將車輛開走,逼迫被害人付款贖車。在該類案件中,被告人主要是利用威脅或者要挾對被害人形成心理強制,實現非法占有財物目的,因此應以敲詐勒索罪追究刑事責任。再如,對于在實施“套路貸”過程中,以暴力、脅迫或者其他方法當場劫取被害人財物的,應以搶劫罪定罪處罰。

在具體個案中,“套路貸”的表現形式不勝枚舉,不同犯罪手段的組合、不同的犯罪情境等都可能導致案件定性或者罪數處斷截然不同。以前述構成搶劫罪的案例作進一步分析,假如被告人不是當場劫取被害人本人的財物,而是在使用暴力手段挾持被害人后要求其親友交錢贖人,那么就應以綁架罪定罪處罰。此外,犯罪分子多種手段并用,導致辦案時往往需要對“一行為”或“數行為”以及是否存在競合、牽連關系進行判斷,所以,對于不同案件,應當根據具體案件事實,區分不同情況,依照刑法及有關司法解釋的規定確定罪名和罪數。

(二)犯罪數額的認定問題

 《意見》第6條對“套路貸”犯罪數額認定進行了說明。由于“套路貸”假借民間借貸之名行非法占有之實,其非法占有被害人的財物多以“利息”“保證金”等名目混淆視聽。在辦理“套路貸”刑事案件時,要牢牢把握“套路貸”的本質是以非法占有為目的而實施的違法犯罪,不能適用民間借貸法律關系,也不可能產生合法收入。因此,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實際給付被害人的本金數額之外,“虛高債務”和以“利息”“保證金”“中介費”“服務費”“違約金”等名目被非法占有的財物,均應計入犯罪數額?!兑庖姟坊谝陨戏治?,在吸收《指導意見》有關規定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了“從整體上予以否定性評價”的“套路貸”犯罪數額認定原則,并分別明確了計入“套路貸”犯罪數額的對象范圍。此外,《意見》第6條第3款還根據《關于辦理詐騙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法釋﹝20117號)等有關司法解釋、規范性文件規定的數額犯犯罪未遂認定及處罰方法,明確了“套路貸”犯罪未遂的認定以及既未遂情形并存時應如何處罰的問題。 

(三)涉案財產處置問題

根據刑法第六十四條以及有關司法解釋、規范性文件的規定,《意見》第7條中明確了“套路貸”犯罪違法所得財物的追繳或者責令退賠、被害人合法財產的返還以及為實施“套路貸”而交付給被害人本金的處置等問題。其中,根據《意見》規定,“為實施‘套路貸’而交付給被害人的本金”屬于犯罪所用之物,應予沒收。但從司法實踐來看,在被害人自身損失沒有得到補償的情況下,直接讓被害人退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先前為實施“套路貸”而交付的本金,顯然有悖常理常情,相關裁判也難以得到有效執行。為便于辦案一線操作,《意見》規定,有證據證明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為實施“套路貸”而交付給被害人的本金,賠償被害人損失后如有剩余,應依法予以沒收。

 (四)量刑情節問題

 《意見》第8條秉持有關司法解釋、規范性文件的一貫精神,明確對以社會弱勢群體為對象實施,以及造成后果的“套路貸”犯罪酌情從重處罰。在強調依法從嚴懲處“套路貸”犯罪的同時,《意見》還堅持貫徹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明確對于認罪認罰、積極退贓、真誠悔罪或者具有其他法定、酌定從輕處罰情節的被告人,可以依法從寬處罰,鼓勵被告人認罪伏法、退賠退贓,確保案件的裁判效果。

 (五)關于犯罪集團和黑惡勢力的認定問題

實踐中,“套路貸”是一些黑惡勢力常用的犯罪手段,經常會出現“套路貸”犯罪與黑惡勢力犯罪之間相互交織的情形。一方面,“套路貸”犯罪獲利快、收益高,所采用的“套路”易于復制,容易被黑惡勢力利用,用以聚斂財富。另一方面,一些“套路貸”犯罪分子正在逐漸采用公司化模式有組織地實施犯罪,加上常常借助暴力、威脅的方式“討債”,如果任其肆意發展,很容易蛻變為黑惡勢力。正因為“套路貸”犯罪與黑惡勢力犯罪之間客觀上存在關聯,所以《意見》才作為掃黑除惡專項斗爭系列規范性文件出臺,目的就是準確甄別、依法嚴懲“套路貸”犯罪,及時鏟除黑惡勢力犯罪滋生蔓延的土壤。但是,我們要認識到“套路貸”犯罪并不必然就是黑惡勢力犯罪,不能因為二者存在關聯就簡單地在“套路貸”犯罪與黑惡勢力犯罪之間畫等號。[5]

首先,從犯罪主體上看,“套路貸”犯罪可以是黑惡勢力實施,也可以是普通的個人、團伙或者犯罪集團實施。只有實施“套路貸”犯罪的行為人同時具備黑惡勢力特征的,才能認定為黑惡勢力。反之,即使有的團伙、人員實施了“套路貸”犯罪,只要黑惡勢力特征不齊備,不完全符合黑惡勢力認定標準,就不能認定為黑惡勢力。其次,從犯罪目的上看,黑惡勢力犯罪意圖多元化,既包括聚斂財富,也包括形成非法秩序、非法影響力。而一般“套路貸”犯罪的目的就是侵財,雖然在實現該犯罪目的的過程中,時常會伴隨發生其他違法犯罪活動,但是這些活動都是圍繞侵財目的實施的,具有附屬性。為準確界分“套路貸”犯罪與涉“套路貸”黑惡勢力犯罪,《意見》在第10條第1款規定“套路貸”犯罪集團認定條件、處罰原則的基礎上,在第2款明確要求對符合黑惡勢力認定標準的“套路貸”犯罪,應當按照黑社會性質組織、惡勢力或者惡勢力犯罪集團偵查、起訴、審判。

五、“套路貸”犯罪的規制路徑

在依據刑法及相關司法解釋、《意見》等相關法律法規的基礎上從嚴打擊“套路貸”犯罪不僅是審判任務,也是一項政治任務。在司法實踐中,徹底肅清“套路貸”還必須多方面特別是從源頭治理。

(一)嚴厲打擊違法違規設立的小額貸款公司

辦案機關應深入一線陣地摸查民間高利放貸人員,對其中有前科或者可能涉及黑惡勢力的人員加大監控力度,對出現犯罪苗頭的情況時,及時遏制,最大限度的保護人民群眾的利益。監管部門還可以通過設定違法放貸的“黑名單”制度,及時在當地網絡平臺公開,減少其再次成功實施違法犯罪行為的可能性。同時,規范民間借貸市場,加強對借貸市場的監管力度,營造良好的金融秩序是治理“套路貸”案件的關鍵一步。同時,構建新型貸款機制,讓貸款人、資金使用人可以方便快捷通過正當途徑辦理相關貸款業務。銀行等金融機構,要大力宣傳相關“套路貸”詐騙犯罪,積極開辦、簡化相關貸款業務的辦理流程,使得貸款使用人可以方便及時地通過正常渠道獲得相關資金。

(二)提高行政監管的執法力度

“套路貸”犯罪一般都是以民間融資公司的面目出現。這就需要中國人民銀行等監管機構,加大對相關公司等非金融機構的監管力度,通過對相關客戶回訪發現違法犯罪線索,對涉嫌違法的予以行政處罰處理,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公安機關處理。工商部門要切實履行監管職責,對于相關公司的監管,發現違法犯罪的及時處理或者移交公安機關,對于使用虛假材料獲得行政許可的,予以行政處罰,撤銷行政許可。監管人員涉嫌玩忽職守濫用職權的由紀委監委依法查處。

(三)規范對網絡平臺的監管

已破獲的“套路貸”犯罪案件,大多利用網絡平臺實施違法犯罪。這就要求網絡監管部門對放貸信息發布方的經營資格和信息的真實度進行嚴格的審查,一旦發現虛假信息,立即作清除處理,避免擴散,對于違反《網絡安全法》第67 條的行為依法處理。[6]對以違法犯罪為目的設立的網站群組等依據網絡安全法全面打擊,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同時,執法部門與媒體應當加大合作力度,對發生的重大“套路貸”案件及時報道,提高廣大群眾對這類案件的辨別能力。

(四)加強對打擊“套路貸”犯罪案件宣傳力度

被害人之所以上當受騙是因為“套路貸”犯罪的作案手段、方法具有較強的欺騙性,被害人一旦陷入犯罪分子的圈套,難以自拔,最后只有上當受騙。要通過電視廣播等傳統新聞媒體,及互聯網、微信、qq 等對已破獲的“套路貸”案件進行大力宣傳,尤其對犯罪分子作案的手段、方法、進行介紹,提高群眾的防范意識,對已經發生的犯罪案件,引導被害人注意保存相關證據,主動到公安機關報案,以便及時發現抓獲犯罪嫌疑人,減少損失。加強對青少年在校學生特別是在校大學生的宣傳教育,提高辨別套路貸犯罪的辨別能力,加強人生觀價值觀教育,理性消費??梢酝ㄟ^宣傳片、抖音、微視頻等群眾喜聞樂見的方式進行宣傳,通過宣傳形成對“套路貸”人人喊打的社會氛圍。

 

結語

 

套路貸犯罪是近年來以民間借貸為名義,以非法占有為目的而實施的犯罪行為,犯罪手法具有欺騙性,待受害人察覺時往往已經深陷其中,單純的個案由于有借貸合同而不好認定為犯罪。要防止此類案件的發生,不僅需要司法機關的嚴厲打擊,新聞網絡媒體的大力宣傳,相關職能部門的監管,建立規范誠信制度,以及銀行等金融機構簡化貸款程序等,讓真正需要資金的人能夠通過正當渠道快速解決。破解融資難、融資貴,才能最大程度壓縮套路貸這一違法犯罪的生存空間。

 

 



[1] 紀智媛.“套路貸”的新型套路及法律規制[J].法制與社會,2019(3).

[2] 參見上海市黃浦區人民法院一審刑事判決書,案號: ( 2017) 0101刑初919號。

[3]李世陽. 刑法中行為論的新展開[J].中國法學,2018( 2) : 147 166

[4]閔達.“套路貸”案認定分歧的審查判斷[J].中國檢察官,2017( 22) : 43 46

[5] 朱和慶、周川、李夢龍. 《關于辦理“套路貸”刑事案件若干問題的意見》的理解與適用[J].人民法院報,2019.6: 5版.

 

 

 

[6]《網絡安全法》第67 違反本法第四十六條規定,設立用于實施違法犯罪活動的網站、通訊群組,或者利用網絡發布涉及實施違法犯罪活動的信息,尚不構成犯罪的,由公安機關處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處一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款;情節較重的,處五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處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款。關閉用于實施違法犯罪活動的網站、通訊群組。